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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二)

2018-10-24 10:48|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31| 评论: 0|原作者: 编:东成居士 |来自: 燎原火种

摘要: 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毒草也可能放出来;百家争鸣,唯心主义也可以争鸣。只要不破坏团结,不秘密组织团体,开放一点可以。我们国家面积大,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开放那么一点不要 ...

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毒草也可能放出来;百家争鸣,唯心主义也可以争鸣。只要不破坏团结,不秘密组织团体,开放一点可以。我们国家面积大,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开放那么一点不要紧。

香花和毒草。百花中本来就有野草闲花,还有毒草。只要粮食大米,不要野草不行。每年农民都要锄草,年年这样。禁止一切野草生长不行,下命令不准一切野草生长也不行。事实上有野草就会有毒草。只许香花生长不许野草生长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本身就不是香花,不是马列主义,它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方法上是形而上学,对社会、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形而上学老早即有,特别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发展,中国也有。

香花与毒草难分别。新生事物在生长过程中都要遭受打击,都要经历这种困难的道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还被人认为是野草和毒草。同盟会、孙中山在清末也被认为是毒草。共产党长期来被称为匪、土匪。对我们这里开会的人,香港、台湾仍称之为匪,即毒草。孔夫子老先生一生不得志,当时他也是一类野草。耶稣当时也为社会所不容。释迦牟尼,佛教的开创人,开始时社会上对他亦不欢迎。马丁•路德的新教开头也不为社会所承认,被看作是毒草。《西游记》里的孙行者为何被封个弼马温,就是玉皇大帝们认为他是毒草,但他对自己的鉴定是齐天大圣。封建社会有出戏,大英雄薛仁贵只封了个虎头军,那是他的对头张士贵对他的鉴定。欧洲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文学著作,生前都不能出版,死后才被承认。伽利略也一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人家也不承认。我看过一本科学家的传记,安眠药的发明历史就很曲折。在法国先有了名,中国第一个吃的是李烈钧。吃后,说是好东西,李烈钧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死了。后来美国舞蹈家邓肯生第二个孩子时吃了安眠药,减轻了病苦,这才推广。这一切说明世界上一切科学发明、一切新事物的成长,都会有困难。司马迁写的《史记》,开始也不被承认。只好藏之名山,后来才传诸后人。新生力量被社会承认,要经过艰苦奋斗,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越困难越要强,越顺利越脆弱。我们的社会是新社会,但新事物也会碰到顽固保守力量的压制,还是有困难。死官僚、顽固势力是新生力量的对头。应该说在新社会里新事物的成长比旧社会条件要好。但新生事物被社会承认,也要经过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没有与困难打击的斗争,新生力量永远成长不了。这是历史规律。

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也有很多问题。斯大林本来是香花,赫鲁晓夫一棒子打下去变成了毒草。现在又香了一点了。 

最近,有些批评有问题。钟惦棐用假名字写文章:《电影的锣鼓》否定一切,影响很大,台湾很欣赏,全文转载。陈沂及其部下陈其通四人一月十七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怀疑百花齐放,说百花齐放也没见大作品。这样的结论过早。陆定一百花齐放的文章去年七月才发表,离陈沂同志一月的文章时间才五个月,百花齐放的大作品怎么写得赢?对这种意见,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我表示不赞成。《人民日报》至今没有发表文章反批评。是什么意思,不赞成我吗?或者有困难?有困难应请示中央呀,这里有没有《人民日报》的问题? 

钟惦棐是右派,这几个同志是左派,为党为国忠心耿耿。他们怕百花齐放后文艺界会出问题,他们对形势估计错了。那文章,我不敢领教。现在四个人作了检讨,陈沂在《文艺报》第四期上也表了态。他们的过去还是好的。《文艺报》不登陆定一的文章,登了陈沂的文章。台湾喜欢钟惦棐的文章,发出来了。在外国,罗马尼亚发了陆定一的文章,《真理报》不登。陈沂的文章《真理报》喜欢,登出来了。这也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人喜欢各人的东西,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喜欢机会主义。这种现象恐怕值得评论一下吧。 有个青年作家叫王蒙,大概是王明的兄弟吧,原来是工厂的团支部书记,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也发生了问题,有赞成的,有反对的。党员与党员打架。有人说这篇东西一无是处。其中有马寒冰。还有人批评说北京是中央所在地,没官僚主义,典型环境选得不当,那么说是地点选得不好,如果选上海就较妥当。马列主义我看得少,没有中央所在地不出官僚主义的说法。中央还是会有官僚主义。过去中央就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高饶。这样的批评不对。马列主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马列主义还要发展,不是说过就完了,还要继续发展,按具体情况有所发展。教条主义不是马列主义。 

中国六亿人口,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农民五亿,手工业者二千多万,小商贩五千万,资产阶级五十万人。小资产阶级五亿七千万人,这是客观存在,这些人一点意见不让发表,那怎么行? 

嘴有两个作用,一个吃饭。一个讲话(发表意见),只准吃饭不准讲话,怎么办得到!中国是个小资产的大国,从存在出发,小资产阶级意识一定要反映。他们千方百计要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教育,不能用压制的办法让他们不表现,只能在表现时与之辩论。写文章批评,不能形而上学。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要有辩证法。 

老干部能不能批评?在马克思主义书上从来没说批评有新老干部之分。或者只能批评新的干部,不能批评老的干部。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上平等。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在犯错误的问题上也应该平等。老干部因为老了就获得了不受批评的权力,我看不行。活时不批评,死了也要批评。孔夫子死了几千年还受批评。五四运动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现在孔夫子好了点。斯大林死了也被批评,批评是不能分官职大小、老幼长短的,死活都可批评,错了即挨批。 

靠老资格吃板。老资格可以吃板。就是因为老,活了老大年纪没有死,即有一种资格,可以吃饭。老资格有种作用,跑龙套,摇旗呐喊,能起这个作用。(鼓掌)80歳也能起这种作用。在座的梅兰芳,(毛主席插问:来了没有?)80多歳还可以跑龙套。《西厢记》我唱红娘不行,唱老太太行。我唱主角不行,主角是周总理。都是你唱,也不行,大家要赶你走。老者只可以唱一回。但老资格不管怎么老,办事要正确。活到99岁都正确,到100歳犯了错误,做了个大混蛋也不行。拉科西就是如此,一个人不能因老资格办错了事不受批评。 

新干部也一样,青年的缺点也应该批评教育。比较起来对青年,应同情。列宁说青年人因为年轻,上帝会原谅他们。在《左派幼稚病》的书里说的。上帝所以会原谅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年轻。对老年人应该严格一点。对青年也要严格,但要帮助,要长期耐心的教育。否则,只对青年严,老太爷就太舒服了,不好。 

许多人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同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级干部中十个人中九个不赞成。或半赞成,对这个方针思想不通。真正思想通了的同志是少数。对唯心论应该给以批评,对文艺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也应批评。但批评要适当,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教条主义的批评解决不了问题,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会助长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批评是人民内部的批评。这是一个人民内部自己教育自己、团结自己、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 

正确东西都是在与错误的东西斗争中才能发展出来。新东西都是在与旧东西的斗争中才能发生。中国的马列主义即是在与中国土地上生长出的不好东西作斗争中成长的。 

出点问题没有什么可怕。野草闲花长起来也没有什么可怕,年年都要长野草闲花,你为什么不准。而且野草闲花中就可能有好草好花,不准生长不对。野草闲花生长了几十万年,不是这几年才生长的。如果我们规定什么花都不准开,很可能这不准开的花中就有香花。就是马列主义的香花也要在批评斗争中才能成长发展。旧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毒草,只是有些是毒草。有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 

对长期共存、共同监督的方针,有人也不赞成。这也是形而上学,这个问题我也讲了许多次了。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百家争鸣,长期共存,对犯错误的要治病救人。但一到写文章就忘了,不治病救人了,而是一棍子打死。我希望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提倡种牛痘,我种过牛痘。培养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人才能强壮。没害过病的人没有与疾病作斗争的能力,很危险。经常害点病是好事,能产生抵抗疾病的能力,培养免疫力。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的问题

现在还缺乏全面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去年大致有20几个学校7000多个学生闹事。昆明航空学校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办法办学校,不赞成官僚主义。他们反映学生闹事的材料,分析得相当好。他们说学生的闹事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青年学生的幼稚无知、不懂事。学生不知道艰苦奋斗,领导不懂得关心教育。而且对学生的实际困难又没能及时解决。他们不能与学生共甘同苦,反而采用各种办法欺骗学生。 

工人罢工去年有五十几起。小的十人、二十人,大一点的有一千人的罢工。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看来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发生。罢工、罢课、拿扁担,去年有,今年还会有。这不能都归咎于匈牙利、波兰的影响。只是波匈事件以来。事情不好办。 

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怎办?我看有四条办法:

(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恰当处理矛盾。 

(二)官僚主义未克服时,让闹不让闹?两个方针:一是不让,凡闹者即是造反。我看不妥当。闹事者有反革命,但不能说引起闹事的,主要是反革命。主要是我们的领导有问题,工作有缺点,甚至是官僚主义,不懂教育,不会当领导,没做好工作。二是让闹。我看让闹,要罢课即罢课,要罢工即罢工。应该解决问题嘛,是你没解决问题嘛! (这时毛泽东对施复亮说:施复亮你是闹事的吧?) 

(三)闹起来后草率收兵好不好?刚闹两三天还没过上瘾,怎么行?闹得不够。让他闹够。闹了两三天还没闹够,没闹过瘾的,当局即要收兵。不对。要闹,让他闹个够。我也是闹过事的。闹得不够,难以解决问题。闹得不够再闹,一星期不够两星期,两星期不够三星期,三星期不够四星期,让他闹个够,够了即不闹。把这过程当做一个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领导要积极对工人学生进行教育工作,补足政治课,把罢工、罢课、打扁担的过程,看做是克服官僚主义和改进工作、教育工人学生的过程。 

(四)对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要不要开除?除个别的外。如拿刀杀人的要坐班房外,不打、不关、不开除,开除罢工、罢课领袖是资产阶级的办法。对罢工、罢课领袖人物还是留下来好。正确的、错误的都留下来。错误的留下来当教员,即使是特务也留下来(只要他不杀人)。一个单位留下个把特务有什么不好。不要一定搞得干干净净才舒服。清华大学闹罢课的领袖也要留下,即使是教员也留下,有名的更好。这是难得请到的人。 

不要开除罢工罢课的领袖人物,开除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要一反国民党其道而行之。 

闹事还会有。中国的问题特别多。人心不齐,想法不一。许多人和我们的想法不同。我们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来自五潮四海,许多人文化不够,容易犯错误,文化多的知识分子也不见得不犯错误,有时犯起错误来更大。我们党在历史上左倾、右倾错误都犯过。犯错误的人如陈独秀、李立三都是知识分子。错误会有,矛盾冲突不断。我们要把闹事和正确处理闹事,当做调节矛盾的一个方法。 

十、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说是又好又不好。商品有两重性,这事也有两重性。和匈牙利、波兰事件一样有两重性。匈牙利事件不好,又好,又不好。匈牙利闹事不好,但闹事也帮了我们很大的忙。首先是,匈牙利局势稳定下来了,现在匈牙利的局面要比过去好。再者是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全世界出现了反苏、反共的高潮。这件事,第一当然不好,但第二好。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反苏反共,锻炼了各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机关被打乱,瑞士共产党领袖躲到山上,找我大使馆。大批共产党员离开党。英国、荷兰、比利时的知识分子党员纷纷脱党。他们脱党是好事,纯洁了党。主要方面是好的。 

批评斯大林也有两重性,两面性。一方面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好。好的是揭了个人迷信的盖子,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因揭的方法不对,一棒子打死,引起了世界大半年几次大风潮。引起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其他困难。这个问题在苏共二十大时我们向苏共同志当面讲了,只是在公开文件中没讲。对斯大林问题的处理不当,也反映了苏共的大国主义。 

美国不承认我们也有两重性、两面性的。不承认我们不好,联合国我们进不去,好像我们不存在,但又有极大的好处。我们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这个看法我和朋友们讲了,就是没能说服他们。最好再过六年承认我们,再过十五年也行。让他们看看没有他们我们也能建设。等我们建设好了,他们悔之晚矣。我是美国不承认即高兴;他要承认我们,我就耽心。英中有外交关系,也是这样,他承不承认,我们都不放弃台湾。他不承认我们,我们就有话可说。有文章可做。 

出了几篇有错误的文章,也是好事。对上面讲过的错误文章我们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给了我们反批评的根据,使我们有了反批评的对象,这样反批评才有可能。《电影的锣鼓》文章说没有大作品,没有好影片,怎么办?大作品是会产生的,是好是坏,那是另外问题。物极必反,坏事多了,好事即来。这是辩证法。辩证法不是马克思发明的,我们的老祖宗“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位老子,就有坏事会变成好事,好事会变成坏事的观点。“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古代甚至有人家烧了房子,客人反而去贺喜的。因为烧房子的坏事对这家人会变成好事。 

日本人打进中国,中国失败了。但在中国的失败里包含着胜利的因素。这样,中国的失败会转化为胜利,日本的胜利会转化为失败。苏德战争也是如此。战争开始时苏联大片国土丧失,希特勒兵临城下,但希特勒的胜利包括着失败,苏联的失败包括着胜利。日本代表团来中国向我们说抱歉,我说你们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帮助中国团结起来。打败了日木帝国主义。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起来,也有好、坏两方面。 

中国是一穷二白,一穷是生活水平不高,二白是文化水平不高。这都有两重性。我们的革命就是靠这两条,一条穷,一条白。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生活富裕、文化水平又高就难以革命了。要革命还是要依靠穷苦的、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群众。我不是提倡文盲。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马上打怎么办?散了会就打怎么办?我看,要打就打,要闹就闹。你们要有准备,准备开完会就发生世界大战,人类被消灭了一半?或者统统消灭干净?我就不相信会这样。我和印度、巴基斯坦总理争论过。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一条,不欢迎;第二条,不怕。 

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卷入大战的不是几亿人,而是十五亿、二十亿。最后是帝国主义消灭,社会主义胜利。 

战争有两面性,有不好的一面、也有使人民觉悟起来、紧张起来闹革命,造成革命大爆发的一面。总之是两面性,有破坏的一面,有调动人民积极性、提高人民革命觉悟的一面。 

真打起来,不要怕。小米加步枪都能打,何况我们还有新武器。不要听见世界大战就愁眉苦脸,那连蒋介石都不如了。对战争,蒋介石并没有哭丧脸。蒙哥马利说全世界只有两个大国消灭不了。这就是苏联和中国消灭不了。苏联靠北冰洋,我们靠昆仑山,都消灭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对我们也有好处。我前面说过,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向我们承认错误,对我说对不起我们,我说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做了件好事,你们教育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日,教育了中国人民反对你们。 

世界上的事物,对立双方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国际上对立双方也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就像一个曲子中讲的,“我侬两个,忒煞情多,好比一对泥人儿,将来一起都打破,再捏再塑再调合,我中有了你,你中也有了我。”世界也是两个泥菩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主义世界有我们的人,社会主义世界有他们的人。匈牙利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有个人听了美国之音,买了食品躲在屋子里等世界大战。 苏联也有人喜欢听美国之音,我们中国同样有人喜欢听。 

总之,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态度是: 

第一,准备打。打起来就准备夺取最后胜利。而且是加一倍的胜利,现在是九亿人口赤化。那时变成十八亿。 

第二,一个长时期打不起来,我看可能有十年、二十年。也可能更长。 

打,就建设停止,专门打仗。但现在看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现在在搞什么?互相渗透。颠覆波兰、匈牙利。现在世界上(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美国正在争夺英国的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这是世界主要矛盾。 

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力量: 

1、社会主义力量。主张和平,反帝。

2、民族独立力量。他们在和平与反帝问题上,可以程度不同地与我们合作。 

3、帝国主义力量。打仗对他们好处不大。不打仗美国就要同英国、法国争夺殖民地,争夺亚洲、非洲,他们的方针与我们的估计不约而同,好像是我们叫他们这样做。

主要的冲突地区有:①、印度、巴基斯坦②、叙利亚、摩洛哥③、中东的广大地区。洛克菲勒的文章对此作了分析,很值得一看。主要目标是争夺殖民地。 

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主义

中国有几千万少数民族,他们占有全国60%的土地。十大关系中有一条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主要要解决大汉族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好。中共中央准备开中央全会来讨论解决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问题,一定要改变作风,改变不尊重少数民族的作风。 

西藏有一派人要搞独立王国,要去找印度支持,达濑喇嘛动摇了。印度邀请来了,我们做了工作,不听,就让他们去了。英国在印度多伦堡搞了个情报中心,专心破坏我们同西藏的团结。尼赫鲁与周总理说过多伦堡是个间谍中心。我们对走的人说,你们要走也可以,但是对你们不见得好。 

我们与西藏有个十七条。西藏的制度一定要改革,但改革要征得你们的同意,你们不同意改就不改。第二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改。第三五年计划期间改不改,也得看你们的意见,要改即改,不改即不改,为什么要那样着急。 

十二、建设和人民生活

中国可能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初步改变面貌,对工业化,苏联有一个路线,我们也有个路线。我们与苏联做法上有一些不同,在《十大关系》讲话中,我讲过这个问题。主要是重轻农的投资比例适当,苏联重轻农的比例是9:1,重工业是九,轻农是一,对农民有竭择而渔的味道。当然这是为了国家建设。但农民积极性不高,市场不够兴旺。重工业市场在哪里?在轻工业和农业那里。中国有五亿农民。 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重轻农的比例是8:1,实行结果是7:1,我看第二个五年计划搞成6:1比较好。是否可行,请国务院同志研究一下。 我没有专门研究。 

轻工业和农业是一个东西。没有农业也没有轻工业。没有轻工业就没有重工业。原料没有,市场没有,怎么搞重工业! 

重工业应当为优先发展,6 :1还是优先发展。仍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但是走了一点新的道路,表面上看起来重工业投资比例比苏联小,速度要比苏联慢一些,但实际上可能反而要快一些。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里,我们有比苏联发展速度快一点的可能。苏联在旧俄时代的1913年,是400万吨钢,1921年恢复到400万吨钢,1941年增到1800万吨,比旧俄增加1400万吨。即21年增加了1400万吨,我们的老底是90万吨钢。1950年统计的,主要是日本人在东北搞的。从1950年起如果能有21年的和平环境,像苏联那样,那么1950年到1971年,即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可以断定,我们的钢不止18百万吨,可能达到2千万吨。当然如果帝国主义不给我们和平机会,天下大乱了,我也就只好打了以后再建设。一开打,就是赤化全世界了。更大的可能是打不起来。 

所以在建设方针上走一点迂回的道路可能更好。要让农民吃饱,让市场情况好一点。要多做工作,使农民有购买力。只有农民能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轻工业才有原料。农业发展了,轻工业才有市场,化肥才有市场,钢铁才有市场,电力才有市场。也就是说,重工业才有市场,才更能发展。重工业有了市场又会反过来促使农业、轻工业的潜力发挥出来。我们对革命有较多的经验,犯过错误,翻过跟斗,有把握。对经济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希望不翻大跟斗,不犯大错误。不用像民主革命时,把苏区90%的地方都丢了,最后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错误是难免的,但不应弄得全国根据地丢了,只剩下陕北等几个小地方。经济建设可以少犯一些错误,犯错误也不用犯那么大的错误,花的代价不那么多,这就是我的要求。现在我们还缺少经验,不知道事情应当怎样做才恰当。许多事还要积累经验。 

苏联究竟好不好?还要不要继续学。苏联是好的,还要继续学。 

苏联还是个好国家。他们帮我们办了这么多的工厂,包括军事工厂。英、法、美帮了我们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帮我们设计这么多工厂,建设起这么多工厂!没有一个国家能象这样帮我们,能这样帮我们的还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苏联。苏联的缺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和他们是一类国家。我们仍要以学习苏联为主。我们要向一切国家学习,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都要学。各国外语也都要学,单学俄语不够。但主要以学苏联为主。只有他们肯教会我们设计,只有他们肯给我们装备。只有他们能给我们援助。真正帮助我们的是苏联。所以学习苏联是我们的重点。 

学习有几种态度。教条主义态度也是学习,好坏一起学。另一种态度是学先进经验。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不对,我们要学先进经验。 我们的报刊上并没有提出学落后经验,但有时实际上把落后的东西当先进的经验学来了。这种情况要避免。 

要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同亚非被侵略的国家团结,但首先要同苏联团结。苏联可靠。帝国主义国家没良心,不可靠。杜勒斯有什么良心?他很成问题,天天骂我们,把台湾侵占着不放。 

好了。几点钟了?七点。三、四、五、六、七讲了四个多钟头了。不讲了。(鼓掌) 

(戚本禹记录、整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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