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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

2018-10-24 10:41|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36| 评论: 0|原作者: 编:东成居士 |来自: 燎原火种

摘要: 毛泽东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原创: 东成居士 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讲话,这个讲话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给群众民主和监督的权力,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纠 ...

毛泽东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

 

原创: 东成居士 

 

   今天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讲话,这个讲话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给群众民主和监督的权力,也鼓励民主党派站出来,帮助共产党纠正解放后,一些党的干部开始腐化变质,出现的严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一直挂在心里,早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探讨“历史周期律”时就明确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结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背景,才能对文章正确理解,而不是机械的照搬照套,做刻舟求剑的事情。

   历史背景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乃至国际共产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震动和混乱。出于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不满,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离心倾向和内乱苗头。19566月,波兰波兹南地区因工人要求未得到满足,引发流血冲突。10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持续数周的大规模骚乱,提出实行多党制、退出华沙条约。

同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新中国成立仅七年时间,在党带领下,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国民经济,同时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通过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大陆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经受住执政初期的考验,政权得到稳固。大会充分肯定了七大以来的工作,指出11年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各方面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有所提高。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满怀豪情地宣布,社会主义革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目前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还强调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但毛泽东更深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同时指出:“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毛泽东强调:“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这实际上提出了整风的任务。

在此期间,国内也出现不安定因素。同年9月起,由于城市粮肉、日用品等供应短缺,以及学生就业、复员转业军人安置遇到困难等原因,全国相继发生不少事件。农村有些地方闹缺粮、闹退社,发生殴打干部、哄闹事件。知识界批评党和政府的声音也多了起来,其矛头之一是针对干部作风,有些意见提得还很尖锐。国内少数人闹事的起因是什么?如何看待闹事的性质?采取何种方法解决?这成为党中央、毛泽东尤为关注的问题。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表示,中央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他强调,“我们主张和风细雨”, “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11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4326327328页)国内外的这些突发事件,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并下决心进行整风。

19571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分析说,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改正;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毛泽东表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他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要以匈牙利领导人为鉴戒,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127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354357358361页)

1957227日,毛泽东经过长时间思考,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纪要(记录稿)》(1957310日))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之后就相关问题作了详细阐述,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了出来,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人民的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包括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此时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分析说,发生少数人闹事,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再就是对群众缺乏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讲话还指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指出了面对党群关系不和谐的一面,要主动并侧重查找自身原因,明确提出克服官僚主义。他强调,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番重要论述承续并发展了党的八大精神,很有思想高度,也体现了博大的胸怀,并为党内整风做进一步的准备。后来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标题公开发表。由于讲话公开发表前,为平衡各方力量和意见,并且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所以在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若干内容作了重大补充和修改。

最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来北京市委在一个报告中承认,对于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直到最高国务会议前,“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讨论,党内干部包括我们在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很不深刻的,并且还有许多糊涂思想,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实际上是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的”(《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第245~251页)。因此,在3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又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他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批评得当,当然好,批评不当,也没有什么,言者无罪。人民内部的事情,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久,民主党派就有多久;“监督”就是要批评和建议,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的方法。

3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吸收160名党外文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党内外代表举行了6次座谈,12日又在会上讲话,一再谈到整风话题,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毛泽东表示,党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要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整风主要是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法同延安整风一样,先研究、学习一些文件,每个人在此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毛泽东充满自信的说,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把作风整顿好,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建设新中国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谈到改造和团结知识分子的问题,毛泽东分析说,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要采取“放”而不是“收”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表示,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这些讲话,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寄予了厚望。党内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这个说法也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来的。

经过数月酝酿和吹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时机成熟了。

以下为戚本禹根据个人记录整理的发言内容,以及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整理后,在1957619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内容。

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发言

毛泽东

同志们:

 

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现在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占去我们的时间很多。

问题很多。

一、两类矛盾

有两类问题,两类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之间的矛盾。事实有两个问题,不单是一个问题。今天重点在人民内部矛盾,谈时两个问题都要谈。

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解决方法不同。过去有两个口号:要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敌我:多少年来,我们讲的主要是分清敌我,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我们自己。分清是非是将人民内部矛盾,即人民内部的是是非非问题,不是敌我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是非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一类是非问题。如我们与蒋美也有是非问题,谁是谁非。是是非非,但性质不同。普通习惯的说法一般说是敌我问题。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是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日报》写了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这时,毛主席转向摄影记者插话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篇文章讲了两种矛盾,但文章主要是说国际方面的问题,讲敌我矛盾,很少说人民内部问题。对人民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未作分析,只作原则说明。文章说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优缺点,讲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区别。专政管什么?专政管对付与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压服敌人,不完全是镇压。比如不给选举权、不让他们自由宣传不准自由出版报纸,不让美帝——他们的主子在我们这里出报纸等等。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不给选举权,这都属专政范围的问题。这是阶级对阶级的专政,捉、杀、管都要经过人民。人民内部要讲民主,不专制,不杀头。专政不适应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不属于专政范围。人民不能自己专自己的政。只要不是敌人就是人民,就不适应专政。人民有言论、出版、示威、游行的自由。所以宪法写了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无政府主义不是人民的要求。

民主有大民主和小民主。波兰、匈牙利有人主张搞大民主!几十万人在街上闹!专政有少数人对人民的专政,有人民对敌对阶级的专政。在历史上,真正的大民主或民主运动都是对敌对阶级的。有些同志,党内的,有些朋友,党外的,搞不清这件事。另一些人则是有敌对情绪。比如有人希望用大民主搞垮政府,学匈牙利,整共产党才开心。有的大学生发表声明:要杀共产党,杀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共产党太厉害,大家活不下去啦!他们想让我们混不下去,知道其厉害。其实是过甚其辞,真叫他杀,杀不了这么多。叫喊杀共产党,不过是表示其心理状态。有人认为我们的民主不如西方。他们思想幼稚,不了解实际,认为西方民主,议会民主好,人民代表大会比议会差。说民主要有两个党,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两党互唱对台戏。有人提出早日取消专政,有人说民主是目的。不同意我们说的民主是手段,或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马列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是政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为经济基础服务。提高人民生活才是目的。政治、文化、思想,所有上层建筑都为这个经济目的服务。有的人一听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就不舒服,只有说民主是目的才高兴。有人说外国自由很多,我们的自由很少。我说外国的自由并不多。议会自由不过是摆个样子给人看。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自由、具体的自由。保守党有保守党的自由,工党有工党的自由。保守党打埃及,工党不要。就象艾登打埃及的自由,艾登是有自由的,但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是少数人、个别人的自由。抽象一般的自由,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艾登有艾登的自由,纳赛尔有纳赛尔自由,要看什么阶级什么集团。所以世界上只有阶级和集团的自由,没有抽象的自由。

思想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来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是错误的。以行政命令和武断压制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效力和有害的。宗教也是思想范围的问题。也不能以行政命令方法解决。唯心主义,不能强制人家不信。思想问题应采取讨论、辩论、批评、教育、说服的办法,使人们相信你。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应该放在哪一类矛盾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没有谈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不应放在第一类敌我矛盾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应放在第二类人民内部矛盾里,因为它不是敌我矛盾一类。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拥护宪法。接受社会主义,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毛主席对服务员说:“茶水没喝完,别倒掉,要节约。”)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官僚帝国主义不同。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对抗性的两个阶级,但对抗性处理恰当,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由第一类对抗矛盾转化为第二类非对抗矛盾。非对抗性,如果处理失当,如果不采取团结改造的方法,则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势必走向对抗,为第一类矛盾。由第一类变成第二类矛盾的办法,是要按实际情况办事。在中国,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所以是民族资产阶级。

现在讲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这是个新问题,历史上没有突出过,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得很少。列宁也是简单说到过,他说到社会主义时,对抗消灭,矛盾存在。即人民内部还有矛盾。列宁虽然说社会主义还有矛盾,但他没来得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例如人民内部矛盾有否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应该是有可能的,但列宁却没有能详细考察这个问题。这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死了,时间太短。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敌我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分明是人民内部矛盾,如人民不满意政府,批评共产党,这是人民内部的批评,应与敌人的攻击有分别,斯大林却在很长时期内对两者的情况不加分别。这是苏联同志说的。他们说,那个时候,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提出批评,谁批评了党和政府就是敌人,就有坐班房和杀头的危险。两类矛盾容易混淆,把两类矛盾混淆,我们也干过。在肃反中我们有些地方把好人看成坏人,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当反革命来斗争。有没有,有。从前有,现在也还有这类问题。但我们有一条:有错必纠,斗错了要平反。并且从延安时就有内部规定,机关、学校、部队、团体对反革命不管真假大小都一个不杀。现在这一条虽然法律上不规定(因为极少数还要杀),实际上大多数是不杀的。这一条好,错了有挽回余地。两类矛盾容易混淆,在这个问题上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右倾。即认敌为我,不分敌我。现在还有。广大人民看是敌人,他们是朋友。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有人提议释放国民党大特务康泽。这人是襄阳市的人民代表,原来在襄阳工作过,过去与康泽是朋友,他在康泽问题上思想感情就与广大人民不相同。还有个人老替帝国主义说好话,简直是美国月亮都比中国好。其实美国月亮和中国月亮都一样,我赞成它是一个月亮。美国月亮比中国好我不相信,不赞成。为什么会好呢?在这个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是左倾,带括号的左。这些人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强调敌我矛盾过份。斯大林就是这样,我们也有人这样。过分强调敌我矛盾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肃反中常会出现这种“左”的倾向,这是括号中之左。

怎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1942年延安整风时,我们提出过“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我们提出的这个公式,详细地说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当时提出这个公式是为了解决党内教条主义与广大同志的矛盾、教条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 教条主义是从西天取回来的经。西天就是斯大林那里,即是从斯大林那里传来的,他们处理内部矛盾的方针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与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处理内部矛盾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是以牙还牙。我们用的方针是团结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1942年整风运动中提出来的,经过三年。到1945年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

为什么要有第一个团结愿望呢?因为没有这第一个团结愿望,批评斗争就斗乱了。然后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无情斗争,严厉打击!没有团结的主观愿望和思想准备不行。因此这个公式必定要把团结的愿望放在第一。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后来推广到党外。到北京我听说民主党派处理内部问题也采取这个方针,不是要么是你,要么是我,你死我活。以后,对工商业界用这种办法也灵。1955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商会议,他们团结批评了一个月结果很好,未伤感情,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对资本家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对剥削阶级也可以采取这方法。不过我看对台湾采用这个方法有困难,现在台湾蒋介石与胡适斗法,对他们这样的剥削者不适用。因为工商业者与他们是两种剥削者,对前者可以用,对他们不适用,道不同,不相谋。对他们从团结到团结不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从团结到团结有可能。对犯错误的人,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宗教界、唯心主义者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推广这个方法。整个人民内部、学校、工厂、商店、机关都可用这个方法,还可以推广到对解除武装的敌人即俘虏,对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没解除武装的不行,对没有解除武装的,还必须兵对兵,将对将,你死我活。对已解除武装,可以用这个方法。对劳改犯,对解除武器的特务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改造他。改造就是从团结愿望出发,你还要他活,不消灭他。195652日我在最高国务会上讲了十余条,十条中二条,一条是敌我关系,一条是非关系,讲的就是两类矛盾。所谓是非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内部的相互矛盾关系。半个钟头讲了一个问题,这是开场。

二、肃反问题

这是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问题。比较起来,我们国家的肃反工作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坏呢,我看我们比起苏联、匈牙利做得好。苏联太左,我们不是比别人特别聪明,而是自己左过。我们过去在南方根据地学苏联的办法,吃过亏,后来取得了经验,纠正了。因为有了经验,所以比别的国家做得好一些。在延安时我们就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到北京又有许多进步,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我们和苏联是两条路线。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肃反路线不好,但也有两面。一面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一面抓错了,杀错了许多人,其中还有很多重要人物,这不好。联共十七大,50%的中央委员,8%的大会代表受牵连。我们有鉴于此,没干这些事。过去杀错的也有,19501952年也有杀错的,杀五类反革命也有杀错的,但根本没有错。肃反总共杀了70万,前年杀了7万。去年杀得少。

人们说我们反复无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19501952年我们大约杀了70万人,香港报纸说杀了2000万,多了1930万,“纣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也不必对帐了。哪里有几千万,70万则有之。

杀一些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不杀他们人民出不了头。他们都是些霸王、南霸天、西霸天之类的。杀了他们解放了生产力。这是人民要杀的。现在有的朋友要翻这个案,翻不得!翻了农民要拿扁担、工人要拿铁条打我们,这是吃不消的。

匈牙利对反革命是根本未肃清,对革命同志倒错杀了几个,像伊拉克。反革命杀得少所以出了今天的反革命事件,外国人也觉得是如此。匈牙利事件后,我们国家稳固,外国人也说我们稳固,我们自己也觉得稳固。匈牙利事件后,中国有没有风波?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小波浪,春风吹微波,引起大波浪没有?没有。为什么?很多原因,肃了反,反革命没剩下几个。还有几个,但很少,这是原因之一。

匈牙利事件没有在中国引起大波浪,第一条是我们的党是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出来的。我们的军队和干部队伍也都经过了革命斗争和锻炼。党在人民中生根,军队有战斗力。政权是从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解放的。民主人士经过斗争和锻炼,他们长期与党共患难。中国学生经过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锻炼。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总之,人民经过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长期斗争的锻炼,包括知识分子都在进行教育、改造。再有反革命肃清得差不多了,这些条件匈牙利都没有。当然还有别的因素,比如经济措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团结民主党派,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等。

现在我们的大学生80%左右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匈牙利大学生60%是工农子女。但他们大游行反对政府,我们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女拥护我们。我们没有裴多菲俱乐部,除了少数人讲怪话,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赞成社会主义,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都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比较起来我们的肃反方针没有苏联的左,也没有匈牙利的右。 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有没有过火,有没有漏掉?有。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依靠群众的肃反路线。虽然有毛病,但比较好,比苏联公安部单枪匹马的好。群众经过斗争得了经验。搞错了,有犯错误的经验;搞对了,也有搞对了的经验。这些都可以拿来能教育自己。

我们希望肃反工作所有的毛病都能加以纠正。中央已发指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中央决定分步骤地在今明年搞个肃反工作大检查。 我们建议这次要全面检查一次,从中总结经验。此项检查,中央由全国人民代表人会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主持,地方由地方人大常委和地方政协主持。个别检查收效不大。有人已写信向我们反映过。

我们的目的,这次全面检查的要求:(1)不要泼冷水,要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参加肃反工作的干部。泼冷水不好。不要使干部抬不起头来。(2)有错必纠。包括公安、检察、保卫、劳改部门的工作;都有许多毛病,有毛病就要纠正。这次检查由人大、政协领导主持。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都参加,把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这对法制工作很有帮助,省、市、地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凡身体好的都参加。

总的情况是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意思。

第一句话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没有反革命了,可以把枕头垫得高高地睡大觉了,天下太平。这不对。地球上的中国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党支部副书记。(叫什么,应该给他扬扬名)哦,叫马国风,秘密写了很多标语,到处张贴,反对苏联干涉匈牙利。事实上是这个共产党员赞成匈牙利反革命暴动,赞成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所以肯定有反革命,这就是个漏网的。当然,查下来这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只是有反动思想,反动行为,不一定是反革命,不一定是蒋美派来又留下来读书的。北京学校里的反动标语不少,没有反革命了的思想不对。第二句话是“但不多了”。不多就是很少了,这两句话都应该肯定,不肯定第二句话的结果会搞乱。反革命很少,可能只有千分之一的反革命。总之不多。

是否大赦?很多朋友对此问题大有兴趣,很好。但我是消极分子,对大赦我不积极,没兴趣。这就不免和有的朋友有点小摩擦。大赦可赦不得。有人说,“宪法有规定国家主席有权大赦,可你毛主席又不赦”。是,我有权利,但我不主张大赦。我们可以多做些赦免文章,但不要这大赦名义。大赦就是全部赦放。如果大赦了,康泽等人放出来,老百姓反对,犯人也要讲话,大的犯人赦了,小的犯人也要赦。公安部、人民法庭都可以不要了。有人说台湾的蒋介石都可以赦,为什么康泽不能赦?谁说蒋介石可以赦,人大未作决议,我也没发布命令。我们是建议:台湾起义,祖国统一。向傅作义将军学习,取得赦免权。最近我不称蒋介石为匪了,可是蒋介石依(旧)称我们匪。他们对民主人士也不客气,称张治中为张逆治中。大赦不得,是否就一个不放了?不,放,今天放一个,明天放一个。阴放一个,阳放一个,只是不登报。不宣扬。

溥仪怎样处理?人家是皇帝,是我的顶头上司,上45歳的人都是他统治下的臣民,但是他得罪了人民。将来要放,现在不能放。现在放了,人民不谅解,无益,对他没好处。那么请他参观参观,看看报,研究研究问题。请他参观天安门、工厂、大桥,也可以在人民监督下做点工作。改悔较好的犯人逐步放一些,但不要登报,这些都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人民要是反对我们就不得了啦,他们拿起扁担、铁条,打我们,我们是受不了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

三、社会主义改造

农业合作化。去年下半年,在高潮热情过去以后,人们冷静地想一想又发生了问题。上半年优越性很大,下半年优越性就没有了。来了一阵风,不是台风,是小风,春风吹绿波,说合作化不行。今天文件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这是个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的好典型。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成长,什么事情都有困难,新事物的成长发展都要经历曲折和困难的道路。人民不习惯集体生活,特别是富裕中农,最不习惯。拥护合作化的是贫农、下中农。对合作化不满的,除了地主、富农就是富裕中农。很不满的占全体农民的1-5% 。因为合作化头几年干得比他们单干时要差,不能雇工,生产、生活又不合他们的意。合作社要多少时间方能巩固?大概要五年时间。全国大多数合作社历史才一年多,一年多时间要那么好不行,要五年时间才能逐步巩固,减掉去年一年,还要四年。王国藩的合作社在热河遵化县,靠近长城,他们的合作社办了五年才巩固。农民生活有没有改善?有改善。解放以来,农村共增产14百亿斤粮食,1949年粮食产量有22百亿斤,增产14百亿斤,就达到36百几十亿斤。因此农民生活有相当大的改善。说农民生活没改善并不符合事实。但一部分农民还没改善,还有缺粮户。缺粮户大的占农户的510%,还要三四年,缺粮户才能消灭。那时才能只统购不统销。几年内只增产不增购。现有的粮食大部分是统购来的,公粮只是小部分,两项加在一起共有812亿斤粮食,在农村销了390400亿斤,400多亿斤作为供应城市和出口预备粮。这样农民手中还有不少粮食,说农民生活没改善不合事实。现在下面一片叫苦声,有的干部也这样讲,他们实际是代表富裕中农立场。干部家属回家后变了富裕中农,影响很厉害。民主人士也受其影响,民主人士也有富裕中农亲戚。说合作化没有优越性。我看合作化还是有优越性。你们看王国藩的合作社就有优越性。

为什么波兰、匈牙利搞起来的合作社今年一阵风吹去了大部分?哥穆尔卡演说前波兰有1万几千个合作社,现在一万多个吹没了,只剩下1000多个,削去了90%,匈牙利也一样。

我们所以能搞起合作社,而且这样快,有这几个原因:

1)中国地少人多,穷得要命,合起来比较好。

2)我们党对合作社采取了分几步的方针,逐步走。

我们国家与苏联不同,苏联合作社后几年不增产,我多年增产,去年增产200亿斤。

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叫苦,影响党内外一些人跟着他们叫。还有一部分缺粮户也叫,他们是真正生活苦。

再就是城乡比较,工人与农民生活悬殊的说法。

现在农民平均年收入60元,有高于60元的,有低于60元的。低于60元的有4050元的,有低于30元的。30元的很困难。我还听说有一家四口58元过一年的,这是最困难的了。也有一家年收入100多元、200多元的。甚至有1000元的,有一家4口人,年收入4000元。这样发展下去。几年后你们看工人比农民苦,农民比工人富。

工人中的粗工工资不适当,一个人一月30元。工资不适当,刺激了农民。农民与工人,城市与乡村生活不同,农民一家六口,平均每人年收入60元,可以过生活了。如果人均年收入240元,那生活就相当好了。乡村里很多东西不用花钱买,城市里样样都要钱,把两种情况混起来不适当 。

四、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

对这问题我没有研究,但鼻子也闻到了一点气味。这方面也有小风波,也是春风吹绿波。比如说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了,说资产阶级跟工人、农民差不多了,不需要改造。少数人还问工人为什么可以不改造?谁说工人可以不改造!“阶级斗争改造整个社会,也改造了工人自己。”这是恩格斯说的话,工人为什么也要改造呢?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工人阶级不解放六亿人,自己也不能解放。我们在座的人每年都有进步,就是改造来的。

我自己从前是知识分子,信过佛教(毛主席指着在座的赵朴初说,“就是你们的教,我信过”。)拜过菩萨,跟着母亲到南岳还愿,也信过无政府主义,那时我想无政府主义多好啊。还相信过康德的唯心论。我这个人多复杂啊。后来马列主义把我的脑子改变了一下。几十年了,主要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自已啊。难道资产阶级就不需要改造了!?资产阶级就那么高明!?我都需要改造,你不要改造!有人说,“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只有一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事物总有两面性,有优点,有缺点。只有一面不能反映事物的全面。而且现在资产阶级还没摘帽子,即使摘了帽子,还要思想改造。大家都要学习。全体工作人员也要学习,学习是大多数工商业者的愿望。不学习,不合乎多数人的愿望。有人参加了四十天学习,感到自己学习以后思想面貌一新,与大家有了共同语言,不像过去互相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有人害怕改造。美国把我们的改造叫洗脑筋。其实美国才是真洗脑筋,我们还文明点。照资产阶级不需要改造的理论,连宪法都要修改。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一样了,那么宪法上的工人阶级领导也要取消,都一样了,还领导什么?要说明一下,这种不需要改造的说法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

五、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问题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同全国六亿人民一样都有很大进步。工人、农民有很大进步,商业者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也有很大进步。但也有些学生有不正确思想。他们讨厌马克思主义,刮歪风,发怪议论。他们只顾钻研业务,念书只为了将来多挣薪水、吃饭、讨老婆、生孩子。什么政治理论、国家前途、人类理想都不需要,马列主义也不顶事了。好像从去年下半年起,这些都不时兴了。对他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要进一步改造自己,不要逃避改造。过去的改造方式有些粗糙,伤了人。这要改进,每个人都要努力学习。 除了专业知识外,思想政治也要有所进步。学一点政治,学一点马列主义理论很必要。没有政治思想,就等于没有灵魂,认为只靠专业知识,就行了,就一辈子吃不完,这是不对的。最近是政治工作减弱,高教部应管政治工作,青年团也应管政治。过去讲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现在有些人只要二育(智育、体育),不要德育,这不对。所谓德育,指学习马列主义,学政治。重视政治工作,德育、智育、体育三者都要。高教部不管政治工作不对,应该管。党和青年团也要管,要有德育。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反对铺张浪费又来了。共产党就这一套,过几月就没事了。”是不是这样?反对铺张浪费真的只有一次。仅仅在三反运动时整了一次,以后没有再反。1955年提倡节约主要是为了解决非生产性基础建设的浪费问题,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这一次节约搞得对。全国共节约了20个亿。但也有节约不当的,影响了工程质量。但许多工程成本降低了,总的说来成绩还是很大的。这一次节约别的部门没搞。现在是在全国范国内搞增产节约,这不刚一开始,沙发地毯、桌椅就没人要了。这次要彻底,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来。就像洗脸一样,各位洗脸会一年洗一次吗?据我所知,每人一天至少洗一次,还有洗两次的。为什么?为了尊容漂亮起见,每人天天都要洗脸。反对铺张浪费,倒不能经常进行呢?反对铺张浪费和洗脸一样要经常进行。不是一年一次,一星期一次,而是要经常进行。人不是别的动物,而是高级动物,每天要洗脸。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党派人士,总之全国六亿人民都要像每天洗脸一样,来一个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去年评级出了毛病,有些人升官发财思想大发展,无非是争名夺利,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些人也要洗脸。

七、统筹兼顾、合理安排

这是一个战略方针。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这一点是全世界各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对自己最不会管理。生产棉花、布匹都有计划。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计划。人对什么都有计划,就是对生孩子没计划。无政府主义、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人类要趋于灭亡,提前否定自已、消灭自己。如果中国六亿人增加个十倍,到60 亿,那时,小孩多,人口多,加以卫生条件好,有防疫针打,大家都年高德劭,又都是大学专科毕业的专家,文化上也比我们高明,岂不很好。可是人多吃得多,60亿人到时候没东西吃可不得了!李德全部长也很注意这个问题。我建议政府设立一个部门,叫生育计划部好不好?设个委员会也行,叫节育委员会。也可以组织一个人民团体管这件事。还要拨一笔经费,作为加强宣传和解决节育的技术问题的费用,这些就不多讲了。(少奇同志插话:生育要有计划,一对夫妻生三个孩子就是错误,生四个严重错误。)

我讲战略方针。要认真救灾。全国有很多灾,每年有灾,要拨粮,给他们救济粮。要搞好统销,统销苏联没做过,我们在全国有计划地统销粮食。还有安排就业,统战方针,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去年就安排300万人就业,按照计划只能安排80万人,多了220万人,因此麻烦很大。工资出去了,发了1800万人的工资,增加了300万人。失业只能逐步消灭,还不能完全消灭。广州、上海失业的人很多,要想办法。有人提出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可以考虑。人口多薪金低,我们高级人员是十年不增薪,死不了人。以不死人为原则。连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这是因为今年计划中那点钱,只能办这点事,所以年高德劭的也不增薪。我提出这个意见有些犯众,但死不了人。要增,给下面的同志增一点。

学生问题怎么办?40%的学龄儿童,到了学龄上不了学,人民政府不是万能政府,人民政府不能一步登天。另外,今年还有400万高小毕业生升不了中学。没地方、没经费。有80万初中生升不了高中,9万高中生升不了大学(这些统计数字不一致,早晚市价不同),大学生升不了科学院。就业也成了问题,80万人等待就业!这么许多人等待安排。就象排队买猪肉一样。等在那里。这是相当大的问题,大家讨论讨论。今年国家的钱就这么多,只能安排这些,怎么办?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对人民内部矛盾,列宁说过,对抗消灭,矛盾存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小册子里说没有矛盾。列宁那时不能全面考察问题。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但他在1952年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中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矛盾,处理好可以不对抗,不发生冲突,处理不好会发生冲突。他已看出了这一点。

苏联建国40年,我们落后于苏联许多年。我们1927年开始在一些地方建立根根地,也有了30年的经验。根据苏联和我们的经验,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矛盾的存在。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上层建筑和基础的矛盾,这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集体、个人之间矛盾。社会主义没有剥削,都是公有制,不过分全民、 集体两种罢了。斯大林不承认矛盾的提法缺乏辩证法,严重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说他犯了局部错误,就是指这一点。在他影响下《简明哲学字典》(尤金主编的)同一性这一条引用形式逻辑的同一来分析哲学上的同一性,没有弄清形式逻辑的同一和辩证逻辑同一性的区别。说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等矛盾都没有同一性。恩格斯讲述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实际上对立的东西不能没有统一,只有斗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都有同一性,否则就是错误的。斯大林死后苏联哲学界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有所改变。斯大林时代苏联哲学界有相当严重的形而上学观点。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资产者、无产者不变化,战争与和平、生与死不能变化。我们的说法不同,我们认为资产者可以转化为无产者,无产者可以转化为资产者,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生可以转化为死,死可以转化为生。尽管斯大林在哲学上形而上学,否认对立的变化,但后来他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书上说:社会主义有矛盾,处理不好矛盾会转化为对抗。这就对了。实际上斯大林是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辨证法,吞吞吐吐地承认了辨证法。

应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与基础矛盾都是存在的。政治、法律、哲学、意识形态都应当为经济基础服务,要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就要发生冲突。(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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