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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产生(一)

2018-10-5 09:54|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189| 评论: 0|原作者: 萧阳|来自: 历史求真

摘要: 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产生(一)萧阳 历史求真 5月16日 写在前面的话历史是对人们过去时活动的如实记录。它不应为胜者歌功颂德,也不应不为败者落井下石。更不能因任何人的好恶发生改变 ...

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产生(一)

 

    萧阳  历史求真  516

 

 写在前面的话 

历史是对人们过去时活动的如实记录。它不应为胜者歌功颂德,也不应不为败者落井下石。更不能因任何人的好恶发生改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编写这个《中共历史重大事件回眸系列》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对国家过往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客观公正地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

本文采取编年纪事的方式和客观记述的方法,力求体现历史资料的客观性、完整性、真实性和学术性的统一。在记述过程中不持立场且不作评论,在采用有关历史资料时,尽量避免带有主观色彩的语言文字出现。

本文的编写依据,主要是已经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中共中央及中共各级组织印发的正式文件,当时的报纸、期刊杂志等原始文献资料和官方编撰的方志、传记、年谱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等。

本文对所记述历史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话语等重要史料均采取去伪存真、辩正纠错的办法经过了认真、细致、缜密的考订,以资引用。如有存疑,请予甄别。

因受编写者的能力、水平以及所掌握的史料所限,本文所记述的史实难免挂一漏万,疏漏之处欢迎有关人士补遗、指正。


19641215日至19651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

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讲了话,提出了会议要研究的议题。116日以后,会议分小组进行了讨论,各地负责人介绍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运动的性质和农村的主要矛盾等问题。

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会议制定了《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这个文件纠正了在农村社教运动中打击面过大等问题。首次提出了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作了统一的规定,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对于运动的名称,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取消城市的“五反”运动名称。关于运动的时间,文件规定用7年时间,在全国搞完,前3年内搞完三分之一的地区。

19651月初至14日。毛泽东主席开始觉察到前一段运动中的“左”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等问题。因此,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又重新讨论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经过讨论,否定了已经通过的会议纪要。

19651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就当时国内的形势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

 “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由于城市和农村展开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全党执行了党中央的一系列的政策,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努力,我国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文化战线上,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近几个月来,全国有百万以上的干部,深入城乡基层单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二十三条》同时指出:

“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决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那末,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并不难解决。”

“必须把两年多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坚持下去,进行到底,绝对不能松劲。”

但是,随着对“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忧虑。他担心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有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19651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时毛泽东说:

“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找毛泽东谈话,他检讨说:

“我对主席不够尊重。没有尊重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认为单靠开展城乡“四清”运动已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1965115日,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批阅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接着薄一波的旁批,写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陈正人的信中写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主席就此又写了一段批语: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认为,如果听任这种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发展下去,我们党的各级干部就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感到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形势估计和对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等的意见分歧,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关键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

“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

《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又没有对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白。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它指的是哪一级的“当权派”,更不知道它所指的是什么人。(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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