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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息尚存 : 回首大跃进与人民公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二)

2018-6-9 11:16| 发布者: 砥柱中流| 查看: 442| 评论: 0|原作者: 一息尚存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的同盟关系就业已破裂,世界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且开始了“冷战”。当时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无论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土纠纷、国家利益、还是情感方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美苏的同盟关系就业已破裂,世界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并且开始了“冷战”。当时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无论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土纠纷、国家利益、还是情感方面,都应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清楚。中苏两国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线,地缘关系决定了中苏无论是作为盟友,还是作为对手,对两国都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希望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强大的邻居,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遏制周围邻居的发展。虽然苏联不会担心当时贫弱的中国会对其造成什么直接威胁,但是,对中国加入资本主义阵营,成为美国控制下的附属国和军事基地,从而会对苏联造成威胁这方面还是有所考虑的。因此,才有了外蒙古必须独立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美苏秘密交易。斯大林在对蒋经国解释外蒙古为什么必须独立的原因时曾说:“如果第三方势力利用外蒙古作为基地进攻西伯利亚,苏联就完了”。当时,如果站在苏联的角度上看,遏制中国的发展是必要的,中苏之间,也确实需要像外蒙古这样的缓冲国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苏联一方面利用部分控制新疆的机会,加紧制造第二个像外蒙古那样的缓冲国,一方面在出兵打败日本关东军后,利用驻军旅顺、大连,占领我国东北的有利条件,大肆拆运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机器设备。日本在我国东北修建并留下的那些工业设施,对苏联来说,不过是些废铜烂铁,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却是大部分的工业家底。这些东西对苏联毫无用处,对中国就是工业化起步的强大基础。苏联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是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在遏制中国的崛起,防止中国成为有能力威胁、甚至是进攻苏联的强国。而同时期的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除了要占领控制中国这个丰富的原料产地、广阔的产品市场以及可供使用的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而且还会利用中国对苏联有利的地理位置,把中国变成其威慑、遏制、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从而实现其在全世界的霸权。如此一来,中国就被夹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对峙之中了,真正是陷入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险处境,也就必然会成为大国之间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而且,这个筹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拉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就使用过一次。可见,幻想依靠美国的保护来抗拒来自苏联的压力,是不现实的,美国既不会为保护中国而与苏联刀兵相见,更不会真正扶持中国使之成为其另一个竞争对手。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下,我国即使想埋头发展经济,能发展起来吗?  

 

地缘的因素决定了中苏结盟对于美国来说,威胁只是严重的,中美结盟对于苏联来说,威胁可是致命的。所以,一旦中美之间出现结盟的先兆,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首先就要打中国这个薄弱之敌。那样的话,采取肢解中国,建立外蒙古那样的缓冲国的做法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幸运的,弄得不好,可能是全面的入侵。当年,在亲英美的蒋介石战胜了亲日的张作霖,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张学良“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之后不久。日本当即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我国的东北,并成立了“满洲国”,成功地肢解了我国。一九三七年,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刚刚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尽管是殖民地色彩极为浓重的那种依附型经济。但是,日本仍然是感到了极大的威胁,便迫不及待地冒险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打掉了中国这次依附型经济发展的机会。  

 

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体系清楚地表明了当时的中国根本算不上是一个世界大国,连自己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都难以维护,世界上有这样的大国吗?自从世界上英、美、法、德、日、意、俄、奥八个先进国家主导的殖民体系确立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富国都必须有属于自己的重工业体系。中国自晚清兴办“洋务运动”,开始工业化起步以来,历经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没有创建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期间虽然有号称“黄金十年”的国民党政权主导的经济建设,但那也只不过是殖民地色彩浓厚的依附型经济。这样的经济建设,除了使一些洋奴买办先富起来和制造一些外表光鲜亮丽的GDP数字外,对于国家的强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否则抗日战争中,英勇的中国军人也就不会“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了。在先进国家主导下的开放的世界里,后发国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守住本国的资源和市场,用本国的资源和市场培育本国的企业,待本国的企业成熟壮大后,再去参与国际竞争,以便使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浅显的道理,从上海滩十里洋场搞证券投机起身,在党内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不会不知道,但是,他仍然至民族大义于不顾,为了实现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奴买办集团先富起来,与美国签订了足以使中华民族永远丧失发展机会的《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靠出卖民族利益实现了自己及少数人先富起来的蒋介石的国民党根本完成不了领导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否则他就不会在与共产党争夺大陆政权的斗争中仅仅三年就失败了。在当时那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华民族若想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团结全民族一切可以团结族的力量,以坚强的意志守护住自己的资源和市场,打破常规,确立强国为先的发展战略,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一条新路,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切只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得到。  

 

改革开放之后,有许多人经常拿号称“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比中国大陆做对比,特别是用南北朝鲜做对比,想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弊端。其实,中国大陆与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是根本没有可比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经济建设的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而号称“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的经济建设情况却难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  

 

香港和新加坡实质上就是一座城市,又都处于世界的交通要道上。依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这两个国家和地区开辟成了国际自由港,依靠贸易中转和旅游产业、加工产业来发展本地的经济。尤其是香港,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封锁期间,利用为大陆和资本主义国家做转口贸易的机会,迅速发展起来。而且香港和新加坡又都处于大国的保护之下,没有国家安全成本的支出,因此,经济建设的成果才显得特别突出。  

 

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基础产业就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党政权逃台时,卷走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充实了台湾的金融储备。国民党政权利用这些金融储备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和进行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美国为了阻挠中国的统一,给予了台湾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利的条件,台湾的经济才实现了腾飞。但是,台湾的经济依然是那种殖民地色彩浓厚的依附型经济,至今也没有建成自己的重工业体系,所以也就没有建成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因此,安全也就得不到保障,在与大陆对峙的几十年中,只有依靠从外部购买武器和美国的保护才勉强支撑下去。  

 

“四小龙”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唯一可以称道的只有南朝鲜,但是,南朝鲜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与中国大陆相同或相似的。一九四八年,南朝鲜成立后,走上了市场主导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南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始终低于北朝鲜。一九六一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政权。在经济建设中,实行高度权威主义,由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方向,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重化工业发展计划”,重点扶持重工业的发展。一九六九年,南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北朝鲜,到一九八零年,人均生产总值就超过了一千五百美元。南朝鲜经济建设的成就证明了,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即使在私有制经济制度下,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建设也是优于市场为主导的。而且,南朝鲜的经济建设成就除了依靠人民的艰苦奋斗外,更得益于南朝鲜处于资本主义阵营中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北朝鲜对峙的最前沿,美国为了维护资本主义阵营的稳定和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在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的同时又大力扶持和援助其经济建设。否则,为什么世界上其他的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仍然贫困和落后呢?  

 

“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就,得益于其不同的外部条件,不能证明,根本也无法证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制度优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至于如何证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优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办法很简单,看看与中国差不多同时取得独立国情又相似的印度就可以了。有人问实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中国大陆为什么又转而实行私有制的经济制度,答案也很简单,那不是因为改革开放了嘛,那不是因为少数人要先富起来嘛。有人以我国没有遭受大规模外敌入侵的事实,说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了战争的风险,使国民经济建设中偏重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这是事实,依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确实是失调,我国也没有遭受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但是,外敌没有大规模入侵,是他们突然大发慈悲了呢?还是他们慑于中国的抵抗能力、尤其是核抵抗能力而止步了呢?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依这些人的标准是没有失调,可我国的驻外使馆怎么让人家给炸了呢?巡航的飞机怎么让人家给撞下来了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的目标之后才提出来的,在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的目标中,毛泽东感到了对我国的巨大威胁。中苏两国的地缘和纠缠不清的历史上的恩怨,以及俄罗斯民族自身无法克服的、极端利己的大国沙文主义,决定了中苏两国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与平等的同盟关系。中苏两国当初结盟是因为共同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一旦外部的压力减弱或消失,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也将消失,中苏同盟的关系必将不复存在。到那时,苏联出于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和一贯扩张自己利益的惯性出发,必然会加强对我国的控制,使我国成为受其控制的附属国。除非我国愿意损害自己的民族利益,甘愿作苏联的农业卫星国,否则中苏冲突,甚至是两国间的全面战争都是难以避免的。所以,保持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维护中苏两国之间的和平,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实力,关健在于我国与苏联之间国家实力的差距不能拉得太大。出于这样复杂的原因,当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年之内赶上美国 ”时,毛泽东也相应地提出了我国要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阵营的老二------英国的发展目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表面上是以英国为赶超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为显示两种社会制度优劣而进行的竞赛。其实,大跃进运动更暗含着跟上苏联的步伐,使我国在国家实力方面不至于让苏联拉下太远的战略意图,只不过这个战略意图当时不能对外宣示而已。如果说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真实战略意图,由于不能对外宣示,人们还不得而知的话,那么到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决定把作为国家战略后方建设的“三线”建设,放在大西南而没有放在大西北的做法,就把他“赶超英国是明,追赶苏联是暗;防备美国是假,提防苏联是真”的战略意图彻底的向世人显示了出来。  

 

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外界宣称,我国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遂决定调整国家工业建设的战略布局,把国家战略工业建设的重点转移到位于大西南的“云贵川”等地区。如果说毛泽东感到威胁是来自美国,而且在未来可能爆发的中美战争中,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和支持的话,那就应该把国家战略后方的建设,放在离美国军事基地更远,靠近苏联的大西北才对,怎么毛泽东偏偏把国家战略后方的建设,放在了处于美国设在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打击范围内的大西南呢?另外,在国家进行“大三线”建设的同时,毛泽东还要求各省市进行各自的“小三线”建设。这明显是含有我国在遭遇到大规模外敌入侵时,各地能够进行“各自为战”的战略意图。当时有能力对我国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只有美苏两家,对于美国,经过抗美援朝的较量,毛泽东已经了解到美国并没有大规模入侵我国的战略意图和实力,那么,毛泽东所要防范的就只剩下苏联一家了。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对于本国安全形势的判断,站在不同高度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什么是民族尊严?具有不同民族感情的人,会有不同的标准;对于如何维护国家的安全,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当年,在面临“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对我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当王稼祥提出了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要缓和、与修正主义的关系要缓和、与国际反动派的关系要缓和,对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支援要少一点,以免激怒“帝、修、反”,从而缓解我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的“三和一少”的建议时,立即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高度智慧的毛泽东知道,靠讨好强者,用向强者乞求的办法,维护不了国家的长久安全。求人不如求自己,国家安全必须建立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基础上。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毛泽东面前,任何威胁中国安全,挑战中华民族尊严的敌人无不狼狈而归。可是有的人不行,在强者面前,那些没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人总是站不起来。那些不知什么是民族尊严的人,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就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他们不是想着如何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来改变自己的贫穷落后面貌,却总是想着如何在国际上“傍大款”,总是想着如何给强者当“二奶”。至于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他们根本就不懂只有斗争才能求得平衡的道理。只知一味地讨好人家,顺从人家,不当头,还“打肿脸充胖子”地说这是“韬光养晦”。可是,当人家看着他不顺眼时,还是用炸使馆、撞飞机的手段,搧了它自己都感到极为羞辱、遭到全世界耻笑的两个耳光。可见,靠“傍大款 ”、“当二奶”的做法,不但实现不了真正的富裕,不但维护不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而只能给国家安全带来危害,损害民族尊严,并且还会遭到无情的讥讽和耻笑。  

 

有人说毛泽东的一生始终奉行是斗争哲学,与美国斗,与苏联斗,从而过高地估计了战争的风险,因此,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始终以重工业建设、国防工业建设为主,所以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这样的认识毫不奇怪,受了二千年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人始终追求的是“和谐”。我们不是不希望“和谐”,在战略中处于劣势的我们更希望“和谐”,这一点,毛泽东也肯定能够认识到。但是,在世界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盛行有效的时代,我们理想中的“和谐”是无法实现的。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维护世界的“和谐”。“和谐”只有建立在我们有能力维护它的基础上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就是自欺其人。甲午战争后,一贯崇尚“和谐”的我们,差点没有让日本人给“协和”了。  

 

在远比阶级斗争更为残酷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生存竞争中,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单单衡量其经济发展的程度是不够的,把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一个方向上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危险的。单纯的以经济效益来衡量一项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性建设项目的作用是肤浅的,国家的任何一项战略性建设项目中都应包含着为预防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事故而预先设置的后备基金和保险基金,这是任何一个正常国家为保障本国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都必须先期支付的物质成本。虽然由于是先期支付而暂时产生不了经济收益,但是,一旦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有了改善并得以巩固之后,这样的先期支付就进入到了收获期,其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将是十分惊人的。研制原子弹的成本大不大,但是原子弹产出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初期为改善人民生活,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军转民”,也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的武备以及没有支撑强大武备的工业体系,繁荣的经济不但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幸福,而且,带来的只能是灾难。南北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异常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勾栏瓦肆遍布城乡,名妓名媛层出不穷。全社会一片歌舞升平、繁荣娼盛的景象。直引得皇帝都不爱江山爱美人,沉湎于酒色,精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出没于勾栏瓦肆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两宋时也得到畸形的发展,儒家学说已发展到“程朱理学”的高度。诗文化、词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的发展,都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所有的文化都异常的发达,唯独武文化却是异常的萎缩。在辽、夏不断的武力入侵面前,大宋朝只有步步退缩,直到在女真、蒙古游牧民族的武力打击下,先后两次亡了国。许多不甘亡国之耻的中国人都只能像著名的爱国词人辛弃疾那样,即使是心中怀有多么强烈的爱国情怀,也只能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吹回角连营”了。多么的令人心酸,爱国的情怀只能表现在夜里和梦里。在夜里,点上不算明亮的油灯,偷偷拿出本是上阵杀敌,报效国家、报效民族,显示雄武强悍的宝剑,轻轻的挥舞几下,悄悄的欣赏一番。就是这样的举动也不常有,轻易的不敢表现出来,而且还得靠醉酒之后壮胆,否则被金人统治者察觉,恐怕还得以“私藏枪支弹药罪”论处,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至于统帅强悍雄壮的复仇之师,收复故国山河的愿望,那就只有留在梦里了。  

 

古代的宋朝是这样,近代的大清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大清朝在经济总量上与对手相仿和远远大于对手的情况下分别被英国和日本打败的教训,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后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建设、改善生活不是最主要的,国家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不能生存,何来生活?经济建设不是不主要,GDP也应该实现快速增长,但是,我们在追求GDP总量的时候,更应该考量GDP的成分。当年,大清朝就是在由“棉、茶、丝、布、瓷”构成的GDP与大英帝国由“钢铁、机械、军舰、大炮”构成的GDP在总量上不相上下的情况下,被英国打败的。这是由于“棉、茶、丝、布、瓷”构成的GDP数量虽然庞大,但是却不能为反侵略战争提供一支钢枪,虽然拥有正义,可是,反侵略战争还是失败了。在当代,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重工业、国防工业体系。蒋介石的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期间,也曾经有过所谓的经济建设的“黄金十年”。但是在这个所谓的“黄金十年”里,蒋介石的经济建设却走错了方向。在日本人步步进逼,占领东北,进犯华北,控制平津,已经彻底暴露出灭亡我中华野心的情况下,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以改善生活为主的轻工业建设上,仍然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短短几年,蒋介石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大上海的十里洋场,何等的繁华,彰显出了蒋介石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可是当时中华民国的重工业建设、国防工业建设竟是一片空白。所以,后来在一九三七年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由于中国的工业不能为抗战前线提供一门大炮、一辆坦克、一架飞机,面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本侵略者,英勇的中国军人只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了。            

 

大跃进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个人生活改善程度不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从那以后,我国的国家安全状况却是越来越好,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那些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从而导致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暂时困难为由,谴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人,为什么就不想一想大跃进中的重工业、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发生在新中国建立后不到十年时间的事,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中国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上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这些还不足以体现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巨大作用吗?当然,这也是需要牺牲人民群众个人物质生活改善这个前提条件的。对此,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能够理解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真正的人民群众是人人都懂的。挨了上百年打的中国人更知道挨打的滋味儿比挨饿更令人难以忍受,只有首先解决挨打的问题,解决挨饿的问题才有实际意义。而且,即使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期间,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建国前还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只是程度不太明显而已。有些人的生活水平是有所下降,这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原本生活的标准就是不同的。因此谴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人除了靠编造谎言外,是拿不出什么真正的理由的。  

 

改革开放后,在拥有毛泽东为后人打造的强大的“核保护伞”和开创出的有利的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大胆改革,锐意创新,果断地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扩大消费品生产,不惜大幅度削减国家对国防安全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下马、停建和扼杀了大批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项目,原有的军事工业也大部分实现了“军转民”。虽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在短时间内有了改善,但却使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再度拉大了距离。“台海危机”发生后,当为了震慑台独分裂分子,遏制“台独”,国家需要彰显武力的时候,却恍然发现国家武库里只有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些早就已经过时了的东西。将这些东西拿出来,非但不能震慑台独分裂分子,而且还会贻笑大方。但是,国家的安全又不能不维护,于是,只好沿着“造船不如买船”老路,到国际上遍求外援。好在还有破落户俄罗斯这个老主顾,能够买来一些苏—27和“现代级”。但是,这些东西吓一吓台独分裂分子还可以,真正要指望它看家护院就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了。在我国住南联盟的大使馆被炸、南海上空巡航的飞机被撞之后,大部分中国人都明显地感受到了挨打的危险仍然随时都会发生。直到这时,才真正领会到了毛泽东生前经常发出的战争警告决不是无端的主观臆测,才真正领会到了毛泽东宁可勒紧裤带,也要首先进行重工业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的重要含义,才真正明白了解决挨打和解决挨饿先后关系的重要意义,于是,改革开放后下马的093094、歼十等国防工业项目又匆忙的上马了。  

 

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愿望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结果上看,大跃进在某些方面确实是遭受到了严重挫折,人民公社也早已消亡了。其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以一、二代人的暂时生活困难为代价,首先集中全部精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国防建设,全力打造防止中华民族再次挨打这个坚固盾牌的良好愿望与当时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党内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急于改善个人眼前生活这个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其次还有连续出现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大跃进期间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还连续出现了三年,这真是上苍故意在与中华民族为难,也许是上苍对中华民族坚韧意志和超凡智慧的考验。中国的俗话中,对只顾眼前利益而漠视潜在危险的人,有一句形象的描绘:“记吃不记打”。远的不说,从一八四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结束算起,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辈子中国人就挨了数不清的打。抗日战争刚刚过去十几年,有些中国人“记吃不记打”的老毛病就又犯了,他们对于潜在的危险不但看不出,就是对能看出潜在危险的人所发出的警示,他们也不愿相信。因为如果相信了这样的警示,那就得必须紧衣缩食、艰苦奋斗,全力去打造全民族防御外来侵略的盾牌。如此一来,则势必影响个人生活的改善,影响实现个人的富裕。所以他们宁可相信那些看不出潜在危险,但能带领他们走上改善生活,实现致富道路的人所说的话,也不愿相信这样的警示。这部分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是他们落后保守思想意识的真实体现。他们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就是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腐朽没落、消极保守成分的荼毒造成的。不彻底排除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不彻底铲除导致中国人产生落后思想意识的这种腐朽的文化根源,中华民族再一次挨打还是迟早的事。  

 

有人说:不顾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状况,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急切地选择了强力地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的发展道路。是毛泽东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主要表现,是导致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思想认识根源,是导致出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主要因素。确切地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进行工业革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有些操之过急,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毛泽东犯了左倾错误,还有待于商榷,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还应留待于后世的历史去评说。在当时中国的实际已经严重脱离了世界的实际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于作为党和国家以及军队主要领袖的毛泽东来说,是站在未来的高度上,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采取非常的措施,改造中国传统的、腐朽没落的文化,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勒紧裤带,暂时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艰苦奋斗,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使中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世界的实际,使中华民族永远不再挨打,使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有实际,顺应一部分人落后的思想意识,不顾国家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只从一部分人眼前的利益出发,满足他们急于改善个人生活的愿望。尊重所谓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单纯地进行经济建设,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使中国的实际长久地落后于世界的实际。选择前者,虽然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要快得多,但个人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还要受到一部分思想意识落后的人的误解和指责,搞不好,还有粉身碎骨的可能,并且整个民族也要因此付出在一定时期内过艰苦生活的代价。选择后者,平和而稳健,对于个人也很少风险,人民群众的个人生活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要因此延缓下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赶上或符合世界的实际,中华民族随时都有再次挨打的可能,新中国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高瞻远瞩的毛泽东站在未来发展的高度,宁可忍受一些人的误解和指责,选择了一条当时看来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暂时遭受了一定困难,牺牲了一些眼前的个人利益,但却能使新中国尽快赶上或符合整个世界的实际、符合中华民族整体的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脱离了当时中国实际的话,那也是为了使已经严重脱离了世界实际的中国实际,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或符合世界实际的必要措施,而且,当中国赶上或符合了世界的实际的时候,大跃进也必然就符合了中国的实际。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挨打的实际,标明了中国的实际与世界的实际已经拉开的距离,虽然中国曾在抗日战争中,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局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中国与世界主要强国之间的实际距离并没有拉近。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实际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基于这样的实际,侵略战争的危险就可能会随时降临到中国人的头上。如果没有有效的自卫能力这个实际,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依然盛行有效的这个世界实际面前,单一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虽然可能是暂时符合了中国的实际,但却将使中国更加严重的脱离世界的实际。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强国的梦想就永远不会实现,富裕的梦想也永远不会实现,中华民族也不可能自立与世界民族之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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